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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信息参考》第89期



专题资讯

《职业教育信息参考》

89

一、部委要闻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

教育部发布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

教育部:2019年全国近1.06亿人次获学生资助

教育部:2020年中职招生规模适度扩大

四部门发通知 今年将招收40多万高校毕业生补充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队伍

教育部召开2020年直属机关党的建设重点任务部署推进会

国家卫健委:出台疫情防控技术方案 指导学校全面复学复课

二、职教动态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副主任胡卫:做好扩招工作促进职教转型

全国人大代表葛道凯:加快修订职业教育法

全国人大代表马玉红:职业教育亮不亮关键还得看质量

全国政协委员黄晓娟:适当提高职业教育资金奖补比例

全国政协委员苏华:让职教生求学之路再宽些

江西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亮点纷呈

浙江绍兴编制44个指标给职业院校产教融合体检

三、校长论坛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院长孙善学:完善职教高考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四、理论探讨

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研究

论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专业建设

五、他山之石

瑞典职业教育学徒制的改革举措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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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编辑:宁建芳

联系方式:钉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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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日


一、部委要闻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5月22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

李克强指出,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有序组织中小学教育教学和中高考工作。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和县城学校建设,办好特殊教育、继续教育,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帮助民办幼儿园困。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扩大高校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招生规模。要优化投入结构,让教育资源惠及所有家庭和孩子,让他们有更光明未来。

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有多处涉及教育,包括高校毕业生就业、高职院校扩招、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发展托幼服务。在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方面,李克强指出,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今年高校毕业生达874万人,要促进市场化社会化就业,高校和属地政府都要提供不断线的就业服务。资助以训稳岗,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3500万人次以上,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要使更多劳动者长技能、好就业。在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方面,李克强指出,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发展社会研发机构。深化国际科技合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实行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谁能干就让谁干。

教育部发布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教育部5月20日发布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对去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各项数据作了全面统计。

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3.01万所,比上年增加1.13万所,增长2.17%;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82亿人,比上年增加660.62万人,增长2.40%;专任教师1732.03万人,比上年增加59.18万人,增长3.54%。

通过对比统计公报不同年份的数据可以发现,全国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近年来稳步提升,2019年又取得了新进展。比如,2019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83.4%,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99.94%,小学大班额比上年减少6.36万个、超大班额比上年减少6444个;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102.6%,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9.5%,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1.6%,比上年提高3.5个百分点。

统计公报发布了各学段统计数据。其中,学前教育阶段,全国共有幼儿园28.12万所,在园幼儿4713.88万人,比上年增长1.23%;义务教育阶段,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1.26万所,在校生1.54亿人,专任教师1001.65万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4.8%;高中阶段教育,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共有学校2.44万所,在校生3994.90万人,比上年增长1.53%;高等教育阶段,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688所(含独立学院257所),在学总规模4002万人。

统计公报显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有1426.96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1042.03万人、在初中就读384.93万人。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192所,特殊教育学校共有专任教师6.24万人,招收各种形式的特殊教育学生14.42万人,比上年增长16.76%;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共有79.46万人,比上年增长19.32%。

统计公报显示,普通小学(含教学点)和初中,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学校、体育器械配备达标学校、音乐器材配备达标学校、美术器材配备达标学校、小学数学自然实验仪器达标学校、初中理科实验仪器达标学校,各项比例比上年均有提高。

统计公报还显示,全国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9.15万所,占全国比重36.13%,招生1774.33万人。各类教育在校生达5616.61万人。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

为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支持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强普惠性幼儿园建设,大力培养培训贫困地区幼儿园教师。加快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在县域义务教育学校学位供需矛盾突出地区有序增加义务教育供给,有效解决“大班额”问题,做好控辍保学工作。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进职业教育东西协作,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逐步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确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教育教学基本用语用字。支持探索利用人工智能、互联网开展远程教育,促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支持西部地区高校“双一流”建设,着力加强适应西部地区发展需求的学科建设。持续推动东西部地区教育对口支援,继续实施东部地区高校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计划、国家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实施东部地区职业院校对口西部职业院校计划。促进西部高校国际人才交流,相关人才引进平台建设向西部地区倾斜。鼓励支持部委属高校和地方高校“订单式”培养西部地区专业化人才。

教育部:2019年全国近1.06亿人次获学生资助

记者5月21日从教育部了解到,2019年,全国累计资助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中职学校、普通高中和普通高校学生(幼儿)10590.79万人次(不包括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和免费教科书、营养膳食补助),增幅8.05%;累计资助金额2126亿元,增幅4.07%。学生资助资金连续十三年保持快速增长。

其中,资助学前教育幼儿914.41万人次,资助金额116.26亿元;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2025.70万人,资助金额202.84亿元;资助中职学校学生1592.86万人次,资助金额305亿元;资助普通高中学生1240.23万人次,资助金额185.01亿元;资助普通高校学生4817.59万人次,资助金额1316.89亿元。

此外,2019年,营养膳食补助惠及学生4060.82万人,投入资金290.28亿元。

教育部:2020年中职招生规模适度扩大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0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今年“坚持职普比例大体相当,适度扩大中职招生规模”。

通知指出,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要把推进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重点放在中等职业教育,把高中阶段教育招生的增量主要用于发展中等职业教育。要充分利用高职扩招、职业教育本科试点、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扩招等有力政策,积极引导学生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统筹做好中职与高职“3+2”、中职与职业教育本科等培养规模的有序衔接,为中职学生接受更高层次职业教育提供更多机会。广泛招收往届初高中毕业未升学学生、城乡劳动者、退役军人、退役运动员、下岗职工、返乡农民工等。

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通知强调,要实施好东西协作中职招生兜底行动。要把“三区三州”等贫困地区尤其是52个未摘帽贫困县和1113个贫困村作为东西协作兜底招生的重点,强化宣传和服务,确保建档立卡户适龄子女应招尽招。

各地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招生办学的规定和政策,进一步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对在招生和学生资助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的学校,要限制招生或停止招生。严禁在招生过程中进行生源封锁和地方保护;严禁初中学校教师干预或代替学生填报志愿;严禁初中学校或教师在招生过程中向中职学校索要、收受任何名义的经费或实物;严禁虚假宣传、欺骗考生。

四部门发通知 今年将招收40多万高校毕业生补充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队伍

记者5月13日从教育部获悉,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中央编办、财政部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2020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公开招聘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改善教师队伍结构,推进教育事业发展。《通知》指出,将通过适当放宽招聘条件、降低或不设开考比例等方式,引导高校毕业生到艰苦边远地区学校任教。

据了解,教育部启动了2020届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今年将招收40多万高校毕业生补充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队伍;“特岗教师”计划增招5000人,年度招募规模将达到10.5万人。

《通知》指出,各地要加强中小学教职工编制保障,加大事业编制挖潜、创新和统筹调剂力度,充分考虑多种增编因素,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更多中小学教师岗位。加大幼儿园教师补充力度,支持各地加强幼儿园编制配置,有条件的省份每年核定一定数量的幼儿园教职工编制,招聘学前教育专业高校毕业生到幼儿园就业。教师公开招聘实施“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不得设置指向性或与岗位无关的歧视性条件。

《通知》指出,要保证“特岗计划”招聘完成率,一次性招聘未完成计划的省份,可以按规定依次递补聘用或组织二次招聘。“特岗计划”教师招聘工作对湖北省招聘计划和湖北籍以及湖北高校毕业生予以适当倾斜支持。支持民办学校积极吸纳就业,对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民办中小学幼儿园按规定落实税收减免、社会保险补贴、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等扶持政策。

《通知》强调,各地要尽快启动2020年教师公开招聘工作,在去年招聘高校毕业生数量的基础上扩大招聘规模,鼓励和引导更多高校毕业生补充到基层中小学幼儿园,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从教。

5月12日,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会同人社部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司召开2020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招聘工作推进视频会,就贯彻落实通知精神、指导各地认真做好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公开招聘工作、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进行了工作部署。

教育部召开2020年直属机关党的建设重点任务部署推进会

5月21日,教育部在京召开2020年直属机关党的建设重点任务部署推进视频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2020年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工作暨纪检工作会议精神,对启动实施迎接建党100周年“百年行动”、创建“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等重点任务作出部署。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对做好2020年直属机关党建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坚持实而又实、严而又严、常抓不懈,向纠治形式主义要动能,以创建模范机关促效能,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以优异成绩向建党100周年献礼。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直属机关党委书记田学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田学军强调,今年直属机关党建工作任务重、要求高,要加强统筹,抓住重点,科学安排,高效推进。一要强化政治机关建设,扎实开展政治机关意识教育,推进政治建设制度化,把“两个维护”融入血脉、见诸行动。二要强化党建业务融合,进一步找准结合点、把握着力点、聚焦关键点,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三要强化整顿整治整改,深入开展“灯下黑”问题专项整治,开展直属单位“四项整顿”回头看,深化风险防控。四要强化责任落实落地,从第一责任人责任、主体责任、监督责任、“一岗双责”抓起,把责任链条牢牢建立起来。五要强化基层组织基础,巩固深化党支部全面整顿成果,全面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抓实建强党小组,激发党员内生动力,唱好党建“大合唱”。六要强化政治生态建设,认真分析研判本单位政治生态,把问题检视清楚,深入推进整改,做到存量清楚,力争增量清零,实现生态清明。认真学习贯彻中办通知精神,持续纠治形式主义问题,落实全面检视、靶向治疗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扎实推进党建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国家卫健委:出台疫情防控技术方案 指导学校全面复学复课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控局监察专员王斌5月17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说,国家卫健委和教育部联合出台了大专院校、中小学校和包括托幼机构的疫情防控技术方案,指导学校全面复学复课。

王斌说,在学校复学复课的过程中,首先,建立协作机制,完善防控制度。医疗卫生机构和教育部门尤其是学校加强沟通协调,要形成“点对点”的协作机制,指导学校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学校应急处置预案和一系列的防控工作制度,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能够落实到位。

同时,学校要对老师和学生开展健康监测,做好人员管控。尤其是对班级做好晨午检制度,每天上午下午做好学生的缺课登记,要对学生做症状检查,比如测体温,看看孩子们有没有可疑的症状,要加强对缺课孩子的管理,严禁有症状的孩子带病上课。在学校复学复课的过程中,要控制聚集性活动和校内人员的密度,孩子们之间要保持安全的防护距离。

此外,加强学校的环境卫生治理。尤其是要加强教室、食堂、宿舍、洗手间、洗漱间这些场所的环境卫生,这些地方要以清洁为主、预防性的消毒为辅,教室、办公室要加强开窗通风,引导师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尤其加强孩子们手卫生的管理,保持手部的清洁,减少孩子们感染的机会。

“做好学校的应急处置,加强对学校的督导检查。师生一旦出现可疑症状,一方面要向学校及时报告,另一方面要及时通报卫生部门,及时进行居家医学观察或就医,进行进一步的医学排查,一旦发现疑似病例,学校应该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防控措施。”王斌说。

、职教动态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副主任胡卫:做好扩招工作促进职教转型

实施高职院校大规模扩招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应对国内外新形势新挑战的重要政策抓手。2019年高职百万扩招录取工作已结束,总体情况良好,不过我在调研中也发现一些问题。

本次扩招时间紧、任务重,有些地方和院校未能完成招生任务;从院校和专业情况看,一些名校、强校和热门专业报考人数较多,不同地区院校、同一地区不同院校、同一院校不同专业、公办民办院校之间,招生存在冷热不均的情况。一些农民工、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新型职业农民等由于年龄偏大,且部分已婚,出于机会成本和费用支出等考量,整体报考意愿不高。我在调研时发现,某省高职一阶段扩招,普通高中和中职毕业生占录取人数的大多数,四类人员占比较低;一些院校降低了选拔标准,表面“宽进”,实则存在无序招生、抢占生源等问题;还有一些学校为完成任务,照抄照搬上级政策和其他院校政策,招生目标不明确。同时,一些职业院校教室、宿舍、食堂、实习实训场所等硬件设施被新增生源摊薄,难以满足实际需要,且不符合办学标准,师资尤其是“双师型”教师较为紧缺。

在我看来,深入做好新一轮高职院校扩招工作,需要进一步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牢牢把握“标准不降、模式多元、学制灵活”原则,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的扩招工作机制,充分发挥高职扩招“稳就业,促发展”的政策功效,推动高等教育普及化和职业教育“类型化”的转型发展。

中央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应充分判疫情影响下的就业形势,结合现有办学资源情况,逐年合理确定扩招人数,非控制布点专业的招生人数应以院校自报为主。科学安排不同类型及不同批次招生的时间和节奏。结合产业链调整情况,除继续挖潜中职生源和“四类人员”外,适当扩大有接受高职教育意愿的产业职工的招生比例,从源头上缓解不同地区、院校及专业之间的招生失衡情况,遏制部分院校扩招过程中的短期行为。

我建议,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可以放宽扩招户籍限制,为“四类人员”就近报考入学创造便利。加大对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的财政补贴,对职业技能突出者免除全部或部分学费。教育、退役军人、人保和农业农村等部门,应加强政策宣传力度,开展联合办公,提供招考一站式服务,全方位做好扩招咨询及相关服务工作。各地教育部门可以会同财政部门按照弹性学制的教学基本要求,根据实际扩招人数给予教学及生活设施基建专项补助。教育部门要敦促院校按扩招后生师比,加大“双师型”教师引进和培养力度,并鼓励院校间教学生活设施开放共享。鼓励院校借鉴疫情期间的做法及经验,创新教育教学形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社会培训机构为“四类人员”提升文化素质提供培训服务。

教育、人社等部门可以职业教育法修订为契机,以高职扩招为抓手,遴选一批职业院校开展“职业高等学校”试点建设。整合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从设置标准、招生考试、教育教学、毕业就业、评估标准等方面入手,全方位探索更具职业教育特点、有别于普通高等学校的“职业高等学校”新序列建设,推动整个职业教育向“类型教育”方向转变。

全国人大代表葛道凯:加快修订职业教育法

“面对新的情况,已运行2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已不能完全适应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要求。”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葛道凯表示。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近年来,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尤为重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明两年高职院校再扩招200万人。

葛道凯认为,当前迫切需要对职业教育法加以系统性修改完善,形成相互协调、严谨配套的职业教育法律制度体系,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贯彻落实提供法律依据、规范与保障。

2019年12月,教育部在前期调研基础上,研究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葛道凯提出,希望在《修订草案》的基础上,对职业教育法修订进一步加大力度、加快步伐。从法律上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同等地位,理顺教育与人社等各行业部门、公办与民办职业教育等的关系,为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提供制度保障;厘清职业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对应用型大学、高等职业本科院校、高等职业专科院校的调整边界等。

全国人大代表马玉红:职业教育亮不亮关键还得看质量

近年来,侧重于实践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培养的职业教育优势凸显,显示出了巨大潜力。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审计厅副厅长马玉红认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但需要科学家、工程师和经营管理人才,也需要众多的高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源素质、稳定和扩大就业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举措。

马玉红建议,各地应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性,加大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鼓励支持职业教育发展。高职院校和中职院校应该依靠行业力量,争取办学经费,将经费用于学校发展的核心要素中,发挥行业优势,关注学校的内涵建设,保证投入比的合理性。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去年年底,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见》,对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作出部署,要求大力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扩大技能人才培养培训规模,加强职业培训基础能力建设。

马玉红表示,应该通过逐步提升技能人才的福利待遇、建立灵活的技能人才认定机制等方式,提升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用工单位要着重考核技能人才的技能水平。

“深化产教融合改革可以大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马玉红说,“职业教育亮不亮,关键还得看质量。要将质量意识贯穿教学、管理和人才培养中,让高质量的毕业生成为职业教育的品牌和代言人。”

全国政协委员黄晓娟:适当提高职业教育资金奖补比例

“近年来,尽管广西先后实施了两轮职业教育攻坚,但广西职业院校招生规模和在校学生人数的增长幅度,远远高于中央对广西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等专项转移支付的增长幅度。”广西民族大学副校长黄晓娟委员介绍说。

2019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高职规模扩招100万人的决策部署,以缓解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就业压力、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问题。教育部安排2019年广西高职扩招指标6.21万人,其中公办高职院校扩招约5万人,按照公办高职院校生均财政拨款不低于1.2万元标准计算,以后财政每年需新增安排经费达6亿元。这对于广西这样一个后发展欠发达地区而言,尽管已将高职扩招作为重点增支事项予以优先保障,但囿于财力水平的限制,仅靠自身投入,完成任务的压力巨大。

为此,黄晓娟建议中央在安排职业教育资金时,对因高职扩招等政策性因素导致的生均财政拨款增支给予足额保障;同时,充分考虑广西作为贫困地区、边境地区、民族地区和大石山区的实际困难和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努力程度,进一步适当提高对广西的奖补比例

全国政协委员苏华:让职教生求学之路再宽些

今年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苏华(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苏华)带来了3件提案,其中两件是他关注多年的老话题:职业教育。虽然是老话题,但今年提出的却是新问题——呼吁深化职教高考。

从2013年起,苏华每年都在写关于建立职业教育高考制度的提案,多方呼吁打通职业教育学生参加高考的通道,设独立的职业教育高考。2019年1月,这个建议被采纳——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建立“职教高考”制度。

“国务院这个文件颁布1年多来,一些地方执行比较慢,所以,今年我提交了关于深化职教高考、推进产教融合、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提案。”5月23日,苏华告诉记者,这件提案的核心,就是建议提高职教高考的本科招生计划占比,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苏华说,国家对职业教育财政投入逐年加大,每年职教高考和普通高考本科招生计划的占比,应按当年职业教育毕业生和普通高中毕业生的数量之比确定。他认为,目前职教高考本科录取率远远低于普通高考本科录取率,只有逐步实现职教高考和普通高考在本科招生计划上大体相当,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

江西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亮点纷呈

高职招生24.1万人,超出国家下达计划1.1万人;6所高职院校入选国家“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全省整体推进10所高水平高职院校及50个特色、优势专业建设;推动首个国家职业教育虚拟仿真示范实训基地建设,制定国家VR实训标准体系;出台《江西省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细数江西省2019年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就,亮点突出、成效明显。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2019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督查激励的通报中指出,江西是“校企合作推进力度大、职业教育发展环境好、推进职业教育改革成效明显的地方”,2020年给予江西省“优先纳入职业教育改革、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中予以倾斜支持”等激励措施。

省教育厅职成处负责人表示,江西省坚持把职业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来抓,立足地方实际、统筹规划推进,全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疾步稳。

高职首次大规模扩招,超额完成国家下达招生计划。江西省实施多部门联动机制,重点针对新型职业农民、退役军人、在岗职工等群体建立配套的招生及管理政策;采取“职业能力适应性测试+综合素质评价”的招生考试方式,明确社会人员接受全日制高等职业教育可采取“弹性学制”,鼓励“工学结合”。截至去年底,全省累计完成高职招生24.1万人,超出国家下达的总招生计划数1.1万人。

国家“双高计划”多点开花,高职教育迈出高质量发展步伐。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入选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江西财经职业学院、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入选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与此同时,省教育厅会同省财政厅下达建设资金1亿元,10所高水平高职院校及50个特色、优势专业建设拉开大幕。

建设国家职业教育虚拟仿真示范实训基地,国家标准由江西创建。为打造VR产业“江西高地”,去年10月,教育部与省政府签署《共建国家职业教育虚拟仿真示范实训基地框架协议》,按照计划,一期工程将于今年底落成。

去年12月,省政府印发《江西省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6个方面的主要改革任务和25条具体举措,有效破解困扰江西省职业教育多年的发展难题。

浙江绍兴编制44个指标给职业院校产教融合“体检”

近日,浙江省绍兴市公布了一份特殊的名单,对全市22所职业院校的产教融合进行打分和排名。“产教融合是职业院校的一项重要工作,但一直没有专业和全面的评价体系,‘印象分’占得比较多。这次我们编制了44个指标,给各校的产教融合‘称重’,用数据说话。”绍兴市教育局副局长肖理生说。

该评价体系包含组织保障、基础条件、师资队伍、产学合作、人才培养和合作发展等6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和44个三级指标。中职学校和高职院校分开评价,单项指标最高的学校赋满分,其余学校按比例赋分。

这44个指标从哪来?绍兴市教育局职成教处处长商飞鹏表示,是综合考虑了学校、企业、行业、教师、学生和企业职工等各参与主体的现实需求得出。绝大多数指标满分为2分,个别具有导向性的重要指标为3至4分。比如,唯一的4分指标是“直接就业毕业生留工作比例”,关注了学生最后的流向。“企业技术骨干进校承担教学任务量”“企业接收半年顶岗实习学生数”等3分指标,考量的是产学合作的效果。

记者发现,该评价体系以“高标准严要求”为基本原则,如以往不做考核的“无协议不实习”“办理实习责任保险”等纳入了指标。“校内实训场所7S管理”也从附加题变成了必答题。正因如此,每个指标没有设定合格线,而是采用赋分的方式,数据最高者拿满分,其余学校的数据与之相除得出权重分。比如,中职学校中市级以上名师工作室最多的有9个,可拿到2分,排名第二的有6个,只能拿到1.33分。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中职学校中最高68分,最低24分,这也证实了此次评价体系的“高标准”导向。“但我们的目的不是给学校排个高下,而是出具了一份体检报告,为各校产教融合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依据。”商飞鹏说。

据悉,从今年起,绍兴市属中职学校的产教融合得分将纳入年终考核。下一步,该市将成立评估组,实施企业实地审核等,以确保评估结果更具说服力。

三、校长论坛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院长孙善学:完善职教高考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摘要:以2019年国务院颁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为标志,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改革进入全面构建“职教高考”制度的新时期。职教高考制度是我国高等职业学校招收新生的制度,是具有类型教育特点的一项职业教育基本制度。分析研究了职教高考相关政策,探讨了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新要求下制度改革应关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提出了以“五性一化”为特点、以六种入学通道为主体、以三项机制为突破点的改革建议,勾绘了职教高考改革路线图。

关键词:职教高考,考试招生制度,类型教育

一、如何理解职教高考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类型,并提出“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办法,提高生源质量,为学生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提供多种入学方式和学习方式。”这为我们研究和思考职教高考问题提供了逻辑起点和主要依据。

1.职教高考制度是我国高等职业学校招收新生的制度,由一系列符合高等职业教育人才选拔需要的考试招生制度组成,是具有类型教育特点的一项职业教育基本制度。“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通称“普通高考”)制度自1952年建立以来虽经多次调整,但作为普通教育体系内部考试招生制度的基本性质没有变化。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类型之后,高等职业学校招生仍被列为普通高考的一部分,一直作为专科层次安排在本科学校招录顺序之后。20多年来,高等职业学校招生不断改革,出现了“自主招生”“单考单招”“贯通培养”等多种形式,并对考试内容和技术环节作了改进,但总体上还是在普通高考制度框架下,服务普通高中教育之后的升学考试。目前,国务院文件明确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提出了设立职教高考问题,职教高考是普通高考的一部分,还是在普通高考之外相对分离、自成一体?显然应该是后者。当然,职教高考与普通高考同属高等教育层次的选拔性考试招生制度,招考对象有一定程度的交集,两种高考不可能完全独立、绝对割裂,要在国家层面加强对两种高考的政策统筹,增强良性互动,服务广大考生。

2.职教高考制度的特殊性集中体现在“就业”这个特殊使命上,制度设计不能偏离这个目标。职业教育是从职业出发的教育,职业是逻辑起点,就业是最终目标。按理说,想通过正规学习实现就业的应选择报考职教高考,想通过正规学习之后继续升学的应选择报考普通高考,但实际情况不像这样单纯,就业和升学都是学习者的需求,往往要统筹兼顾。在世界范围内,加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发展终身教育导向的职业教育成为一个重要趋势,发展高等教育层次职业教育受到了普遍关注。要处理好同一种教育兼有“就业”“升学”两种教育目标,根本办法是构建融合就业和升学的教育标准体系,为职业教育学历层次与社会用人体系建立起逻辑联系。

3.职教高考的复杂性源于招考对象的广泛性、多元性,要考虑为不同生源群体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提供多种入学方式和学习方式。按照“体系”“类型”的观点看职教高考,它首先应是职业教育体系的“内部”升学制度,通过职教高考将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有机连接起来;其次是面向体系外其他类型教育毕业生、其他社会成员等更广泛群体开放的“外部”招生制度,为那些想通过职业教育走向就业的人们提供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机会。因此,“多种入学方式”应主要指职业教育体系的“内部升学”和面向体系之外的“外部招生”两大类,体现出高等职业教育的包容性。“多种学习方式”则属于高等职业学校教育教学改革范畴,就是为不同类型的学习者提供个性化的课程及学习方式,高等职业教育针对传统生源、非传统生源时体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包容性与适应性是现代职业教育的重要标志,是服务终身学习和促进教育公平的需要,是职教高考改革大方向。

4.职教高考的考试招生办法应该因生源对象多元而形式方法多样,重点考查报考者的文化基础和技能专长,鼓励每个学校或专业设立各具特色的招录标准。在个人先前学习基础、学校招录标准、招考方式、专业培养方案、就业去向的完整逻辑中判别职教高考具体考试招生办法的科学性,尊重学校考试招生自主权并建立招考标准、过程、结果的公开公示监督制度。国务院文件中提出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是职教高考的总体原则或要求,但还需要针对不同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之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如对于“内部升学”而言,应将中等职业学校学业成绩作为考查重点,使平时成绩优者有较大可能获得学习深造机会,体现高职招生对中等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视,发挥职业教育体系内高一级对低一级教育层次的拉动效应。

5.职教高考具有满足“提高生源质量”要求的选拔性质,但制度设计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实现选拔目的。职业教育的定位是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那么职教高考不能“为考而考”“为选拔而选拔”,必须要照顾到学生就业。从这种意义上看,高职学校招录新生的过程也是建立考生与未来就业之间联系的过程。普通本科教育不是一开始就导向就业的,但高等职业教育从专业设置、教育目标等方面早已确立了就业导向,所以职教高考除有着与普通高考相同的选拔性考试功能之外,还有诸如就业导向等其他重要功能。从道理上讲,除了体现招生学校的意愿之外,职教高考要更加尊重考生个人志愿、社会用人单位意见。所谓“生源质量”,不能仅仅理解为考生在选拔性考试中获得的成绩,还要关注那些成绩上可能不是最优化,但比较匹配未来职业以及适应变化能力最优化的考生,这是一个新的“生源质量观”。

二、对高职招生现存主要问题的分析

2013年4月,教育部出台了《关于积极推进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为4类招生对象设计了6种考试招生方式。①为普通高中毕业生开了3条升入高职学习路径,即参加普通高考的考试招生办法、高职学校单独考试招生办法和部分特殊专业的综合评价招生办法,增加了学生的选择余地和升学机会。②拓宽了中职毕业生升入高职学习路径。中职毕业生对口升高职,实行以专业技能成绩为主要录取依据的招生办法。③针对初中毕业生实行中高职贯通招生办法,招生限定在艺术、体育、护理、学前教育以及一些技术含量高、培养周期长的专业,采取“三二分段制”和“五年一贯制”等中高职贯通培养模式。④为技能拔尖人才提供了免试入学政策。该《指导意见》实施以来,扩大了高职生源渠道,改善了生源结构,推动了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但随着形势变化也出现了一些不相适应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1.高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应有利于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在高职教育得以加强的同时也要带动中职教育发展,建立起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下中职、高职协调发展的新机制。但从实际效果看,高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对中职教育发展没有起到应有的带动作用,甚至出现了一些消极影响。一是在鼓励中高职衔接、大幅提高中职毕业生升学比例(很多省份超过20%,甚至有的达到60%以上)的政策驱动下,中职教育越来越像升学准备教育,越来越偏离了就业导向,失去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职教特征的中等职业教育面临着“名存实亡”危机。二是近年来中高职贯通招生专业不断增加、招生计划所占比重持续加大,有的地方把中高职贯通的“三二分段制”和“五年一贯制”的培养都放在高职学校完成,实际上挤占了本属于中职招生的计划,直接影响了中职发展空间。三是《指导意见》所列高职6种招生方式更有利于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从而造成了初中后教育分流越来越偏向普通高中,职普教育比持续走低。

2.《指导意见》所列4类招生对象的主体仍然是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传统生源。虽然对“具有高级工或技师资格(或相当职业资格)、获得县级劳动模范先进个人称号的在职在岗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开了口子,但需要“经报名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核实资格、高等职业学校考核公示,并在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公示后,可由有关高等职业学校免试录取。”这类群体人数少、实际录取难度大,招生大门对社会成员敞开得还不够。2019年3月,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高职扩招100万人,要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2019年底统计实际完成扩招116.5万人。非传统生源大幅增加,给高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提出了新挑战,现有办法难以适应。有关资料表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都要引起高等教育机构中学生成分的显著变化,成人大学生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如1985年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中25岁以上的学生就占到了42%,英国为32%,法国为31%,前联邦德国为47%。当前,我国即将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从2019年高职扩招透露出来的政策信息判断,我国高等教育的包容性、开放性会首先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发生,将来成人大学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高职学校会成为新常态,高职考试招生制度必须做出回应。

3.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是上下衔接、左右沟通的枢纽。《指导意见》受当时文件出台背景条件所限还达不到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的改革要求。一是相关政策措施属于局部试点性质,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如“单独考试招生办法”主要由国家示范性、省级示范性高等职业学校和现代学徒制试点学校等试行。虽然试点取得了预期成效,但同时也加大了原本就存在的高职院校之间、专业之间政策供给不平等及由此产生的发展不平衡。二是高职招生计划管理和考试录取规则仍在普通高考制度的统一框架内,高职是大学本科之后的专科层次招生的制度安排没有变化,社会认为高职是低层次高等教育的现实没有改变。近年来学龄人口总体数量减少明显,很多省市依然在原有招生计划管理体制下制定高职招生计划,本科计划有保障、高职专科计划“吃不饱”,出现高职招生计划数大于实际生源数的问题,相当一批高职学校按计划招不满学生。《指导意见》提出高等职业教育考试“逐步与普通高校本科考试分离”,实际上高职考试招生不是一个分离出来怎么组织考试的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围绕招生“为谁选才、选多少才、去哪里选才、怎么选才”构建管用、配套的政策体系。三是高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没有触及普通高中改革,整个教育体系没有协调联动。2018年,大约46%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升入高职学校,占当年高职招生总量的70%左右。既然普通高中毕业生占据了高职生源主体,那么普通高中理应在学制、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计划等方面适应高职教育需要并为其奠定教育基础。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普通高中是以普通高考为指挥棒、以普通本科教育为升学指向。此外,高职单独招生考试的时间安排与普通高中学制不衔接,高中毕业年级的学生参加高职春季单独招生考试被录取之后有将近一个学期的时间没有得到科学合理利用。因此,普通高中教育改革也需要及时跟进。

以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颁布为标志,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进入全面构建“职教高考”制度的新时期。上述提到的若干问题,都需要在职教高考改革中加以纠正和完善,形成符合类型教育规律的职教高考制度,为推进我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

三、高职本科新情况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高等职业教育办本科的问题正式摆上议程。这就意味着将有职业本科学校(高职本科)、职业专科学校(高职专科)两类学校或专业要通过职教高考招收新生,职教高考制度涵盖了高职本科考试招生制度、高职专科考试招生制度,显然又增加了复杂性,需要从多个维度综合考量

1.要明确本科与专科两个学历层次的职业教育标准。“高职本科与专科的区分度是什么”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仅从学制或者高考录取分数上区分还触及不到高职本、专科区分度的实质。要避免用普通高等教育眼光看高等职业教育,坚持对接和匹配社会用人体系,健全和完善职业教育层次结构,用职业图谱诠释专业内涵和就业方向,使用职业岗位、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职业知识、职业技能和职业能力等新的话语体系描述高职本科、专科学历教育标准,在职业发展与成长的实践中寻找本科、专科的联系与区别、共性与个性,为制定职教高考制度奠定基础。

2.要明确高职本科、专科的纵向衔接关系,科学设计职教体系内部升学制度。估计在未来比较长的时期内,高等职业教育仍会以专科招生为主体,具备招收职教本科资格的高职学校(包括部分应用型本科学校,下同)也会兼招本、专科生,建立本、专科层次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机制对于保障教育质量、提高办学效益非常重要。显然,现有高职专升本考试和“3+2”高职与本科分段培养试点政策需要加以调整,建立高职本科、专科之间的内部升学制度(在高职学校内部实施)或转学制度(指从高职专科升入高职本科、应用技术型本科学校),形成新的“专转本”制度。

3.要合理确定高职本科招生的生源结构,使高职本科发展有效拉动高职专科发展,发挥分工有序、功能互补、错位竞争、协调发展的体系优势。如果高职本、专科招生面向共同生源群体不加分工、任其竞争,本科学校一定会压制专科学校的生存空间,增加专科生源紧张状况,放大考试本身存在的技术性问题,甚至引发社会舆情热点,试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好政策就不能转化为推动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正能量。生源结构也是高职办学功能定位的反映,按照《指导意见》和2019年高职扩招政策,高职生源包括普通高中毕业生、中职毕业生、其他符合报名条件的社会生源,高职本科招生可考虑主要从参加普通高考的普通高中毕业生中招收新生,并为英模先进人物、特殊技能拔尖人才提供入学通道,同时留出招生指标和足够学位用来接收那些在高职专科学习的“专转本”学生。

4.要研究职业本科教育的学制问题。我国普通本科教育的基本学制是4年,是不是职业本科教育学制也是4年?德国、奥地利等欧洲很多国家的应用科学大学本科学制是3年;法国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学制也是3年,由大学科技学院2年学制加上1年的大学教育获得学士学位;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大学本科学制是3年,加拿大兼有3年和4年;美国将转学教育作为社区学院重要办学功能,2年在社区学院、2年转学到普通大学,本科实行2+2跨校转学衔接的学制。学制是高等职业教育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只有学制灵活多样,才能适应具有不同学习和工作背景的考生作出选择,形成以人为本的高职教育供给体制。

5.要研究高职本科学校的设置数量,使高职本科在高职教育中占有合理比重。数量和比重既不能太少,否则不利于职教体系构建;也不能太大,否则影响职教体系重心的稳定。

首先从现状出发,以高职“专升本”比例为5%测算,也就是假设高职本科主要接收来自高职专升本生源,按照全国高职专科每年招生400万人计算,则高职本科每年招生规模为20万人,假设允许每所高职本科学校每年招生2000人,则需要设置高职本科学校100所。这种算法应该是“低线”。如果以高职“专升本”比例为30%的高值进行测算,高职本科每年招生规模将达到120万人,需要设置高职本科学校600所。高职本科学校与高职专科学校数量之比将达到3:4,高职本科与专科在校生规模之比略高于1:4,职业教育人才供给结构和培养能力将会得到明显改善,职业教育系统化人才培养体系将得以优化、趋向合理。

四、完善职教高考的若干建议

1.把握职教高考特点。按照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的改革总要求,围绕建设我国现代职教体系和打造类型教育总目标,统筹考虑现有普通高考制度、职教考试招生制度和教育事业发展实际,借鉴国际经验,突出“五性一化”特点,建设中国特色的职教高考制度。①类型性。根据实施高等职业教育要求,尊重职业教育规律,在面向职业教育体系内部、外部招收新生时采取不同政策,主要是职教体系内部升学采取基于平时学业成绩择优招生的办法,来自普通教育等职教体系外的考生采取参加特定升学考试择优招生办法。②包容性。面向人人、面向全社会,发展具有终身教育导向的高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等成人,符合招生相关条件均可报名参加考试,努力为更多的人就业创业、持续提升职业技能、增强终身职业发展能力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③开放性。发挥政府主导、行业推动、企业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职业教育办学制度优势,让社会用人需求、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发挥导向作用,鼓励产教融合型企业、行业组织、地方政府等用人主体参与考试招生活动,充分调动有利于高职招生的社会因素,形成制度保障。④适应性。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调整专业内涵,改革人才培养方案。适应生源多元化和终身学习需求,实行多元化入学方式和学习方式,推行弹性学制,建立职业教育学分银行。通过进一步丰富职业教育供给结构、方式,增强考生的选择性。⑤自主性。扩大高职学校招生自主权,鼓励学校和产教融合型企业联合招生,增加订单、定向、现代学徒制等校企合作类型招生计划并予单列。对于办学质量好、订单等培养类型规模大的高职院校可上浮一定比例的招生计划,由学校自主确定招生专业、区域、类型。⑥标准化。加强职教高考的标准化建设。建立职业学校专业目录体系,制定并推广专业教学标准,推出一批中职、高职、本科一体化标准课程和统编教材;开发建设一批供普通高中学生选学的职业教育通用课程;建立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其他社会培训证书的目录管理制度。为考试招生过程中认定考生学业水平、职业能力和其他学习成果搭建平台,提高职教高考水平。

2.畅通职业教育体系内部升学路径,拓宽职业教育体系外部招生渠道。设立6种入学通道,其中体系内升学有“甲”“乙”两种通道,面向体系外普通高中有“丙”“丁”两种通道,面向成人有“戊”通道,还设立了自主报考的“己”通道。

(1)甲种“中高职直升通道”。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升入高职专科学校的,采取基于中等职业学校学业成绩的择优招生办法。考试招生的具体规定由所在地市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制定,报省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建立地级市政府统筹高职、中职发展机制,将高职、中职人才培养体系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对接。在此基础上,可根据地方实际需求建立中高职学制衔接的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制度。中高职贯通培养原则上实行中职、高职“三二”分段培养,高职不再挤占中职的生源空间。

(2)乙种“高职专转本通道”。在高职专科学校学习满两年的学生升入高职本科阶段学习的,采取基于高职专科学校学业成绩的择优招生办法。考试招生的具体规定由所在地省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制定,报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备案。根据高职本科发展情况和应用型本科学校转型进展情况,逐步减少直至停止普通本科院校针对高职专科的“专升本”招生。建立基于高职本科、高职专科学校专业课程互认衔接和高职专科学生平均学分绩点为主要考查依据的“专转本”入学制度,实行2+2分段学制。

对于上述甲乙两种通道在制度安排上需要注意的是,中职学校毕业生一般不报考高职本科,可经过高职专科“专转本”进入高职本科学习,这样做目的是避免在职教体系内部形成专科与本科教育功能的重叠,使中职、高职专科、高职本科分工明确、顺畅衔接,使职教体系协调发展。高职本科前2年的生源主要来自普通高中通过普通高考入学的学生,在前2年先加强职业基础知识和职业技能,补齐职业教育方面的短板,以便进入本科3年级学习的来自普职不同生源的学生具有相近的学习基础和起点。

(3)丙种“普通高考通道”。高中毕业生(含应届、往届)符合普通高考报名条件的报名并参加全国普通高考,达到当地录取分数线的获得高职本科学校本科专业录取资格,由高职本科学校按规定招录。保留通过普通高考进入高职本科专业学习的通道,关闭进入高职专科专业学习的通道。其作用有两个:一是从总量上降低应届高中毕业生通过普通高考进入高等职业教育的比例,引导其在初中后或高中毕业之前尽早完成普通教育向职业教育的分流,使教育分流更为合理;二是使高职本科教育前2年的生源来源相对单一,便于组织教学,打好职业教育基础。

(4)丁种“自主考试招生通道”。将现在施行的高职学校面向高中毕业年级学生“单独考试招生办法”进行调整,由安排在高中第六学期初组织的招生考试提前到第四学期结束后的暑期进行,建立面向普通高中在读学生的高职专科自主考试招生制度。自主招生考试制度仅限于高职专科学校。考试内容上本着“学什么、考什么”的原则,应以高中一、二年级学习内容为主。推动普通高中改革,设立“综合高中”类型,高职自主考试招生制度将逐步调整到仅在综合高中实施,从而逐渐减少通过普通高中进入高等职业学校学习的比重,引导普职教育理性分流,形成合理的人才培养结构。获得录取资格的考生将提前进入高职学校预科学习,相应地使高职专科实际培养年限增加为4年,本科培养年限相应增加为5年。丙丁两种针对普通高中学生的入学通道可以考虑增设一定的报名条件,如要求考生在高中期间修完1~2门职业教育通用课程,以促进职业教育课程进入高中课程体系,促进普职教育融通。

(5)戊种“成人入学专门通道”。建立面向转业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及其他成人群体的考试招生制度。实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文化素质”部分考试由省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职业技能”部分由招生学校自行组织。高中学业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生可申请“文化素质”部分科目免考,具备相关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从事过相应工作的成人考生可申请“职业技能”部分科目免考。成人入学专门通道仅限于申请报考高职专科专业,在高职专科学习中成绩达到“乙种高职专转本通道”相关要求的,可以继续申请转入高职本科阶段学习。应允许英雄模范人物、技能拔尖人才及其他对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直接申请报考高职本科专业,体现高职本科教育的社会导向。

(6)己种“自主择校报考通道”。建立鼓励优秀青年自主择校报考高职本科、专科学校的新制度。一是对在全国或省级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大赛、学科竞赛、科技创新、发明创造、社会公益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的优秀中职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准予其在全国范围内自主选择报考高职学校和专业。二是对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做出突出成绩,或者在全国或省级职业技能大赛、科技创新、发明创造、社会公益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的社会优秀青年、企业优秀职工,准予其在本省范围内自主选择报考高职学校和专业。符合报名条件的优秀青年可申请报考高职专科免试录取。特别优秀的,可直接申请高职本科三年级入学。考试方案由全国统一规定,高职学校组织实施,招生计划单列。

3.改革高职学校招生工作机制,引导和鼓励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工业园区等社会需求方参与新生招录工作,丰富职教高考内涵,培育政府、行业、企业、社会等从源头深度参与职业教育的制度环境。可先期重点建立3项机制。一是产教融合型企业参与机制。经过认定的产教融合型企业,根据实习岗位接收能力和自身培养能力,联合高等职业学校共同培养本、专科学生,校企订立联合招生、联合培养协议,经省级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后组织实施。鼓励采取学徒制等方式培养人才,企业负责做好实习、就业等工作。二是行业协会(园区)参与机制。全国性或省市级行业协会、国家或各省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产业园区,根据本行业、本区企业实际需要,经批准可以与高等职业学校开展联合招生,实施订单或定向培养,行业协会、开发区、园区负责落实学徒或实习岗位,提供工学结合培养方案和就业服务方案。三是县级地方政府参与机制。县级人民政府(含不设县的市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就业需求,按照“戊种成人入学专门通道”有关规定,组织本县(市)生源推荐报考高等职业学校,政府和学校合作联合培养县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

职教高考制度以“五性一化”为特点,以设立6种入学通道和促进学习方式改革为主体,以实施3项联合招生机制为突破点,问题导向、系统谋划、立足现状、面向未来,将以人为本与服务社会相统一,高考改革与教学建设相统一,夯实层次与构建体系相统一。这种改革方向,有利于让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明确定位,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增强职业学校系统的整体效能,也有助于让每个人都能找到通向高质量就业的求学之路,使人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四、理论探讨

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研究

摘要:职业教育集团集聚职业教育、行业企业、政府机构、科研机构等多方面要素,培养了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应当积极突破政策制度、资源供给、沟通协调、责任追究、综合评价等方面困境,构建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在新时代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关键词: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机制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育训结合,健全多元主化办学格局,推动企业深度参与协同育人”。这为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指明了方向。产学研深度融合,是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质量提升的重要路向,也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在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培养优质人才支撑的新征程中,深入探讨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一、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必要性

(一)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必然要求

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为不同层级的职业院校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为不同主体参与职业教育、参与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了便利,为职业教育开放合作共享高质量资源提供了平台。与以往相比,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将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优秀的应用型人才,使职业教育集团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持续发挥积极作用。技术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技术创新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实现技术创新,必须有赖于良好的技术研发环境、大量的技术研发成果、大批的技术研发人才。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把职业教育的人才优势与智力优势、企业的生产经营诉求与技术应用开发诉求有效融合在起来,打通了技术创新的上、中、下游,为实现技术创新提供了机遇。

(二)企业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客观需要

经济结构调整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生存发展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必然选择。社会化大生产把不同要素联系起来,市场化的加深,把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教育部门、企业与政府机构、企业与科研院所等联系起来,形成了新的命运共同体。经济结构调整,对企业劳动力素质、技术研发与应用、经营理念与模式等提出了新的要求。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使得处于同一产业链上的学校、企业、科研机构、政府部门联系日益密切,企业分享着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与智力资源,分享着其他企业的生产经营经验与渠道,分享着相关科研机构带来的新技术,并得到政府部门相关政策扶持。离开了产学研的深度融合,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技术开发成本都将大幅增加,市场竞争力也将因此而受到影响。企业只有积极参与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才能更好地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新形势。

(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对加快职业教育发展做出重要指示: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把来自企业、市场、科研机构、政府部门等方面要素与学校的诸多要素整合起来,形成互相支持、互相影响、互联互动的有力的综合体。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了职业教育与企业、市场的联系,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职业教育产学研深度融合,集聚了人才、技术、信息、资金等要素,为职业教育参与技术创新、技术应用、技术推广提供了更加丰富、优质的平台。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了学校、企业的制度优化和政府政策的供给,使得职业教育发展具有良好的制度机制基础和政策基础。

二、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面临的困境

(一)政策制度困境

职业教育集团与职业院校不同,是职业院校、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主体的综合体,但不同主体之间是平等地位,并无隶属关系。在很多时候,职业教育集团内部各主体处于松散状态。这就使得在职业教育集团内部,在产学研深度融合方面,缺乏统一有力的政策制度支撑。虽然不同院校根据自身改革发展战略和人才培养需求,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制度,但这些政策制度的有效性仅局限于某一院校,对其他院校并无约束力,也无丝毫激励作用。

实际上,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涉及多个方面,如职业院校本身、企业、教育管理部门等。因此,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政策制度困境还表现在缺乏来自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政策制度支撑。由于涉及多个主体,且各主体并不隶属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相关主体没有统一的管理权限。这就必然使得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缺乏统一的政策制度引导。

行业企业是职业教育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但行业企业具有资本逐利的本性,对难以在短期内获得经济效益的事务缺乏足够的兴趣,当然也不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因此,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也缺乏来自行业企业方面的制度支撑。

(二)资源供给困境

产学研深度融合具有典型的要素集聚特征。从要素来源来看,有来自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院校的要素,有来自小微企业和大中型企业的要素,有来自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要素。从要素的类别来看,有教育教学要素、人力资源要素、创业就业要素、技术研发与推广方面的要素,以及其他相关要素。从要素的生成发展来看,有来自传统的要素,也有形成于当下实践的要素,还有来自职业教育集团外部的要素。粗看起来,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并不缺乏资源,无论是师资队力量,还是工作岗位,无论是技术革新,还是教育教学,都有大量的资源可供利用。但事实并非如此。

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资源供给困境十分明显。从数量上来说,资源供给体量不大,这与不同职业教育集团内部成员重视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程度密切相关。改革深入的院校和转型升级步伐快的企业,资源供给比较明显,而改革不深入、缺乏改革和转型升级慢的企业,资源供给比较少。从质量上看,资源供给质量有待提高,具有产学研深度融合思想认识、体制机制、人才队伍的院校和企业,资源供给质量较高,反之,资源供给质量较差。从渠道来看,资源供给渠道比较单一狭窄,主要集中于职业教育集团内部,且多为体制机制健全、资金保障充分、人才队伍较强的内部成员。从资源利用效率来看,学校各自为政、保守主义思想严重,开放性不够,资源利用效率并不高。

(三)沟通协调困境

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一项复杂的实践活动,牵涉人员部门多,与不同层级的关联多,涉及资金经费多,涉及不同产业领域,需要充分沟通协调。由于相关主体的利益、发展战略、终极追求等并不相同,因此,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沟通协调并不令人如意。

首先,表现在学校与企业的沟通协调不够,企业参与“学”“研”少,而学校参与“产”少,参与“研”也不多,双方或多方沟通协调共建教育教学资源合作不够。其次,学校与学校的沟通协调不够,难以有效整合资源实施学分互认,课程共建共享、专业互相扶持共进、师资交流互动不够。再次,企业与企业沟通协调不够,同类型同行业企业联合不够,技术革新、工艺革新、流程改进、日常管理等方面互鉴互学还不够。另外,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也与职业教育集团、教育集团内部成员的沟通协调也有待加强,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还有很大空间。

(四)责任追究困境

产学研深度融合既有平等主体间的沟通合作,也有上下级间的日常管理。就此而言,必然存在着相关的责任追究。如学校、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在特定事件下,对自身内部部门和人员的责任追究;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学校某些不良行为的责任追究。另外,不同的职业院校之间、不同的企业之间、职业院校和企业之间、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与企业之间,也往往会在多方面因素影响下,在产学研深度融合方面发生人为危机、自然危机、公关危机或者突发事件等,这也涉及相关该责任的追究。但由于双方是共同参与产学研的平等主体,无论是哪一方,均难以就相关事件对对方实施责任追究。

(五)综合评价困境

产学研深度融合凝聚了学校、企业、科研机构等主体的人力、物力、财力,是一项需要不断投入的综合性活动,其中的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十分突出,但要对产学研深度融合进行综合评价则比较困难。谁来评价(评价主体)、评价谁(评价客体)、评价什么(评价内容)、如何评价(评价机制)、评价后怎么办(评价结果运用)等相关问题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尤其是如何评价(评价机制)问题亟需解决。只有建立一套科学的行之有效的评价机制,才能对产学研深度融合进行科学的综合评价,了解投入与产出比例,为进一步的行动提供方向。

三、构建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策略

(一)加强顶层设计,谋划上下衔接,做实政策制度保障机制

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关系到国家职业教育的发展,关系到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关系到职业教育学生的发展,是关系国家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重大问题。政策制度顶层设计是“整体设计”“系统设计”,不是“部门设计”,要“警惕和防止计划经济思维的复活”。政策制度保障,是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关键。因此,必须加快完善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政策制度,为产学研深度融合“松绑”,为产学研深度融合插上“翅膀”,为产学研深度融合开辟道路。

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需要政府在政策制度上进行顶层设计。相关政策制度要鼓励、引导、支持职业教育集团内部各成员积极参与产学研深度融合,要确保职业教育集团办学方向、办学定力、办学秩序。要充分考虑人财物的有效支撑,又要明确投入产出的综合评估。要考虑职业教育布局,又要统筹兼顾考虑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实际需要。要充分研究产学研深度融合面临的问题,又要充分考虑职业教育、行业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的协调发展。

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需要企业在制度机制上衔接。企业是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重要主体,是产学研中“产”的方面,是影响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关键因素。必须加强企业相关制度机制与政府政策制度的衔接,使政府政策制度落地。同时,又要据此促进企业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使企业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中真正受益。

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融合需要职业院校、科研机构在制度机制上衔接。职业院校是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又一重要主体,是产学研中“学”“研”的方面,是产学研的第一需求方、主动方。相关制度机制要有利于学生的知识能力培养和价值观养成,要有利于维护学生权益和促进多方合作共赢,以及技术创新开发和成果转化。

(二)加强基础建设,统筹要素,做优资源共建共享保障机制

马克思主义指出,“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因此,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应当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加强基础建设,统筹要素,共建共享资源。

职业教育集团内部各成员需要加强基础建设。职业教育集团内部成员是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主体,也是产学研深度融合实施教育教学、生产经营实践、科技研究与开发的重要场所。这离不开良好的基础建设。产学研深度融合与一般意义上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不同,它对基础建设,如相关场所空间方面的要求,相关设备方面的要求,相关配套设施的要求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在智能化应用日益普遍的新时代,职业教育集团内部各成员更应该加快升级基础设施。

加强职业教育集团内部各成员基础建设,资金供给是极其重要的环节。就相关院校、行业企业、科研机构而言,发展不平衡,资金实力不平衡,且均面临发展升级的艰巨任务。因此,职业教育集团内部各成员应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共同开发、建设产学研深度融合相关资源,做优资源体系。地方政府是职业教育集团发展升级的重要依靠。因此,地方政府应统筹各相关领域要素,立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加强统筹金融、财政、交通、城建、水电、安保消防、互联网等方面要素,为职业教育集团升级基础设施、共建资源提供强有力保障。

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不仅呈现资源共建共开发,而且还表现为资源的共享,并在共享中实现新的更高质量的发展。因此,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还应加强资源共享,建设科学的、运行有效的资源共享机制,使相关的实习实训基地、生产车间、实验室、仪器设备等得到充分利用,避免闲置,并在向社会开放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经济效益,使职业教育集团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人文氛围等形成良好的互动。同时,职业教育集团也要“走出去”,走向其他行业领域,走向国外境外,提高开放水平和层次,在更宽广的空间上共享高质量的国内外资源。

(三)加强技术支撑,精研数据,创新沟通协调机制

基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大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出,“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科学技术不可同日而语。但坚持发挥科学技术力量,则是各国、各领域各行业的共识。充分、高效的沟通协调是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必要前提。在智能化、信息化的今天,必须不断加强技术支撑,运用大数据,积极创新沟通协调机制,促进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提升发展质量。

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沟通协调机制,大数据运用是关键。大数据为沟通协调各主体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但并非所有的信息都有价值。因此,应当使大数据“活”起来,使其价值显现出来,消除信息屏障,消除信息孤岛,让大数据在沟通协调中发挥作用。充分整合数据、精研数据、精准推送数据,不断提高沟通协调效率。

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沟通协调机制,不应局限于相关院校内部,而是要把相关院校、行业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政府部门等多方面多领域主体容纳进来,把各主体的需求、问题、目标与战略进行有效的呈现,对各主体的利益、利益分割、利益整合等协调起来,把发展理念、管理理念、改革思路与举措展现出来,把政策、制度、规范、章程等沟通衔接起来,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四)加强法治,约定职责,做实责任分担机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不能摆脱粗野、迷信、不合理的利己行为”,“人是自然界唯一达不到自己目的的存在物”,虽然人类有“好善的热情、求知的欲望、对真理的渴望”,但是“欲望的火焰甚至常把永恒的东西的火花吞灭,罪恶的引诱声淹没着对美德追求的热情……贪图尘世间富贵功名的卑鄙企图排挤着求知的欲望,对真理的渴望被虚伪的甜言蜜语所熄灭。”因此,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应当加强法治,约定各相关主体职责,做实责任分担机制。

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需要法治保驾护航,以法律权威明确各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以法律权威维护各相关主体的利益,以法治精神约定各相关主体的职责。只有维护法律权威,崇尚法治精神,才能使相关合作方的权利义务得到明确,并在发生利益冲突或者合作变更之时维护各相关主体利益,促进新的合作关系的形成,为扩大共赢、扩大发展提供保障。

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难免受到内外因素、主客观因素、历史与现实因素等方面影响,难以避免各种自然危机、人为危机,给职业教育集团及其内部成员、其他相关群体带来损失。这就必须明确责任分担。既要维护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合作关系,又要维护相关利益受损方的权益,既要维护相关主体的积极性,又要追求责任,使各相关主体引以为戒。

加快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是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责任,也是相关院校、行业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主体的责任。由于各主体所处的位置不同,各自责任存在明显差异,但终究都受到国家法治的引领,融入了各主体的终极价值追求,寄托着广大学生的成长发展梦想,也寄托着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梦想。因此,必须做实责任分担机制,使各相关主体及其内部工作人员不断增强责任意识、履职意识、实干意识,承担起本有的政治责任、社会责任、教育责任、经济发展责任、技术革新责任等。

(五)加强开放,借力第三方,创新综合评价机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同样地,也应当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因此,就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评价而言,应加强改革,敞开胸怀,借力第三方,创新综合评价,助推产学研深度融合不断走上新台阶。

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集聚了政府、企业、教育、科研等领域要素,要对其进行科学客观的综合评价并非易事。由于自身便是参与者,无论是以哪一方面为综合评价的主体,都难以做出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因此,应当借助第三方力量,发挥政府及其相关机构的政策导向作用,发挥第三方的人才、技术、评价工具与方法等优势,以及独立性优势,对产学研深度融合进行综合评价。由于第三方并未直接或间接参与产学研深度融合,未涉及相关环节,亦未存在利益关系,因此,第三方评价具有较高的公信力,有利于对产学研深度融合做出科学客观的综合评价。

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深度融合综合评价,涉及政府政策、学校教育教学、行业企业生产与技术应用、科研机构与科研企业技术研发等方面。因此,在引入第三方实施综合评价的同时,还应对评价的内容和方式进行研究,实施分类评价,优化评价方式,采用先进的评价工具与模型,强化评价结果运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质量提升。

(作者: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黄宦霖

论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专业建设

摘要:随着《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施行,高职教育迎来最好的发展机遇,但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与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专业设置过多、过细、过杂,重点专业特色不鲜明,专业调整调研不充分,专业建设过程中校企合作不深入等问题。因此,必须缩减专业、突出重点,深化产教融合,推进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与混合所有制办学机制的探索与实践,重构并发挥专业指导委员会的作用。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专业建设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等领域的快速发展,我国高职院校不仅面临外部经济变革的洗礼,也深受所培养的人才在企业接受程度不高的窘境困扰。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出台,明确了职业教育的教育类型与发展方向,也为高职院校进一步调整专业设置和进行专业建设指明了方向。

一、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专业建设的现状分析

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高职院校共有1418所,在校生规模超千万,这些院校基本来源于两类学校:一是由原各部委下属的省、部属中等职业教育专业学校升格而成,这是高职院校的主要来源;二是由原大专院校转型而来的高职院校,这在高职院校来源中处于次要地位。这些院校大多数原来直属于各部委、厅局,因此在办学过程中有鲜明的行业特点,其最强专业往往与以往中专校时所主办的专业或所属的行业领域密切相关。

总的来说,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专业建设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各类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基本能传承历史、突出重点,同时为了扩大办学规模,交叉开设专业的现象比较普遍。我国高职院校普遍开设了一些专业建设成本较小的商科、文科和工科专业。这些院校既有工科类院校,也有商科、农科、文科、医科等类别的院校,它们在原来的行业领域都有较长时间办学经验与教学资源的积累,因此,部分与原有领域相关的专业成为院校的重点专业。由于这些院校在升格或转型后适逢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化发展时期,而且当时规模的大小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校能否评上国家示范院校以及国家骨干院校,因此,扩大招生规模成为当时各类职业院校的头等大事。而要扩大招生规模,就要增加专业种类,于是一些工科类院校开设了大量的商科专业,一些商科类院校则开始进行工科专业设置和建设,甚至一些农科、文科、医科类院校也开始兼并其他类别的中专、技校,从而设置相应的工科类、商科类专业。此外,由于商科类(如市场营销专业)、文科类(如文秘专业)办学成本相对较低,而当时国内市场对此需求量较大、学生就业形势较好,从而使这些专业成为高职院校的标配。

2.专业建设从摆脱本科学科体系的束缚向探索校企合作的订单式、学徒制办学转化,形成了校企共建专业的初步路径。早期高职院校的专业建设容易成为各专业本科教学体系的简缩版,这一方面由于升格后的高职院校还没有高职专业办学经验,或者转型后的高职院校还沿用自己以往作为本科简缩版的专业教学计划;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国内高职院校的教学资源紧缺,既没有专门针对高职专业的教学标准,也没有专业课程的课程标准、教材、教学案例、视频、动画等教学资源,因此先将本科所用的教学资源借来进行简缩后使用是当时一个不得已的选择。经过近20年的发展,国家教学资源库、专业教学标准、国家规划教材、精品课程、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等相继建设和完成,高职院校基本已经形成了高职专业自身建设和完善的路径,并在国家政策和法规的引导以及服务当地企业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校企合作的重要性,纷纷依托合作企业开展校企合作订单式培养、学徒制培养的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校企合作成果。

3.与信息技术、数据处理等相关的专业成为各类高职院校新开专业的热点。近年来,由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各行各业因“互联网+”的介入而呈现一系列新模式、新理念、新业态,尤其是5G网络时代的到来,“万物互联”的物联网和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甚至能模拟人类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即将走入百姓生活和企业生产经营实践,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文件,如2015年出台《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2018年教育部出台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等,推进了信息技术、互联网络与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同时,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各类企业“融网”程度的加深,对各类相关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加大,凡有基础的高职院校纷纷新开了电子商务、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网络营销、移动商务、大数据应用技术等与信息技术、数据处理、线上销售领域相关的专业,以便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

4.校企合作共建专业已成为高职院校专业建设中的共识,校企合作的形式也呈现多元化形态。高职院校主要服务于地方经济,而如何更好地为地方行业企业服务,成为各类高职院校的一个永恒课题。各类院校在专业调研与建设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只有与行业企业紧密结合,才能实现国家提出的“就业导向”目标,实现学生的高质量就业和满足企业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因此,校企合作共建专业已成为高职院校专业发展的重要基石。当前高职院校企共建专业按其合作由浅到深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四个层次:一是将相关专业的企业实习基地内的企业技能人员或管理专家聘为专业指导委员会成员,然后邀请其参与专业建设研讨会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讨论会,从而实现校企合作共建专业。此模式是浅层次的校企合作,对于专业建设有一定作用。一般企业专家仅能从专业人才培养规格、素质、能力等方面提一些要求,不涉及课程体系的改革与调整,只涉及部分课程或教学内容的调整。二是在前一层次的基础上,专业与企业通过签订校企合作订单培养协议、以为班级冠名的方式建立订单班合作关系,企业在原有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基础上提供少量由企业人员进行教学的订制化课程,但一般不会对原人才培养方案作大的修改,只是增加一些课程,提高学生对职业岗位能力与要求的理解。三是企业依托现代学徒制或企业新型学徒制全面介入专业人才培养,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学徒制学生的招收、课程体系的重构以及学徒培训、学徒跟岗实习、学徒顶岗实习等的安排,都由企业与院校共同商订完成,有时院校还会与职教集团内同行业的多个中小企业开展“一专业对多企业”的学徒制培养尝试,如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电子商务专业与无锡邮政跨境电商产业园牵头的五家电商企业开展的学徒制人才培养合作。当然,有的企业也会利用本企业内多岗位的需求与院校开展“一企业对多专业”的学徒制培养尝试,如海集团与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市场营销、物流管理、电子商务三个专业开展的学徒制人才培养合作;也有院校与企业尝试探索更灵活的学徒制模式,如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与海集团一起尝试通过企业课程置换校内课程来组织虚拟学徒班以及学徒小组,从而进行学徒培养。四是企业或职教集团内企业在与院校进行学徒制合作的基础上组团开展校企合作共建混合所有制生产性实训基地,或在与院校共建混合所有制生产性实训基地的基础上开展订单培养或学徒制人才培养。同时,在共建实训基地的基础上进一步共建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从而使行业企业更加深入地介入二级学院所有或大部分专业的人才培养进程。

二、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专业建设存在的问题分析

虽然近年来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与建设领域的探索、改革、发展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不可否认,针对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体现出来的对人才素质与能力跨界、融合、协同、集成等方面的要求,当前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与建设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其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各类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同质化严重,专业特色不鲜明。以工科见长的职业院校大量开设商科专业,以商科为主的职业院校又大量开设工科专业,以农科、文科见长的职业院校也大量开设工科与商科专业,职业院校间交叉开设各类专业的现象屡见不鲜。专业开设面广所带来的师资、教学资源配备要求大大挤占了原本应重点发展的专业或专业领域的资源配置空间,同时也分散了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精力,这主要因为因扩招而增开的不属于院校自身传统强项的其他类专业需要院校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才办得起来、办得像样,导致部分职业院校出现了强势专业不强、弱势专业更弱的现象。从麦可思公司近年来为职业院校所做的调查报告可以看出,一些国家示范和国家骨干高职院校的示范专业、骨干专业的毕业生分析结果并没有与普通高职院校同一专业的分析结果拉开较大差距,一些核心指标最多仅有两三个百分点的差异,并没有达到5~10个百分点的明显差距。由此可见,专业设置的同质化导致强势专业并未得到突破性的发展,从而使一些职业院校的专业特色不鲜明。

2.各类高职院校专业开设过多、过杂,专业分类过细,无法实现市场对专业人才素质与能力的跨界、融合、协同、集成等要求。目前学生人数在万人以上的职业院校,其校内专业大体为30~45个;学生人数在2万人以上的职业院校校内专业更多,有的甚至多达60~70个。专业设置过多、过杂以及专业分类过细,导致专业之间的界限模糊。例如,对于市场营销与连锁经营管理专业,有的职业院校就将市场营销当作连锁经营管理来办,聚焦于门店销售与管理;再如电子商务与移动商务专业,移动商务实际上包含在电子商务之内,这两个专业之间的界限十分不清晰。专业设置过多、过杂以及专业分类过细,会导致不同专业毕业生之间的素质、能力、技能相差不大甚至没有差别。同时,当前市场上的许多行业企业对学生所学专业往往没有特殊要求,不少企业到学校招聘时往往笼统地写上管理类、机电类、信息类、电商类毕业生即可,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高职院校当前的专业设置情况并不符合行业企业要求。虽然目前也有不少职业院校正在做缩减专业、聚焦重点的工作,但这关涉师资的重新调配、转岗以及教学资源的重新配置等问题,阻力重重,成效不大。

3.各类职业院校在与企业、职教集团合作共建专业的合作程度深浅不一,企业与职教集团发挥的作用也参差不齐。上文已提到目前高职院校企共建专业按其合作由浅到深的不同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但国内大部分职业院校开展的校企合作还仅限于前三个层次,大部分院校主要集中于第一、二层次,试点第三层次学徒制的高职院校目前也仅为410所(教育部进行了现代学徒制的三批试点,第一批100所、第二批154所、第三批156所),不到全国高职院校总数的1/3,尤其是试点院校中还有不少院校正在努力建立“企业与学校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发课程和教材、共同组织教学与评价考核、共同做好学生的管理、共同做好双师、教学与管理、共同做好学生实习与就业工作,企业落实学徒在学徒期的工龄计算、奖助学金发放、工龄工资补发、学徒期社保缴纳,并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有些做得还不尽如人意。当然,也有少量院校正在开展第四层次的探索,如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与众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建的众泰汽车学院,但总体来说,企业或职教集团参与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建设与改革的成效还不明显,有待加强。另外,国内众多高职院校主办或参与了各类职教集团,但在专业建设过程中,各类职教集团发挥的作用却非常有限,大部分仅提供一些行业企业专家参与专业指导委员会,并没有在专业教学标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课程标准、考核标准等的制订、专业教学资源库的建设和“1+X”职业技能证书的考核与认证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4.各类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专业方向调整、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过程中缺乏充分调研,从而导致专业调整与修订缺乏数据支撑。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与调整过程中往往没有进行市场、行业、企业、人才培养成效等方面的充分调研,从而导致后续工作缺乏有力依据。高职院校开设新的专业前往往会做比较详尽的市场调查,了解市场对专业人才的需求状况、专业将来对应的就业岗位、就业岗位的职业能力和核心技能有哪些等问题后,才会申报开设新的专业,但也不排除有些院校开设新专业的目标只是为了追逐市场热点,未进行详细论证,或只是为了完成主持或参与某项国家级项目建设而倒逼开设项目所涉及的专业,因此,由于这两个原因而开设新专业就十分草率。另外,高职院校已开设的专业也会因为市场情况的变化适时调整、修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目前高职院校一般采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每3年一次大调整、1年一次小修订的方式来调整专业方向和修订专业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专业方向的调整应根据当地经济领域、行业与企业就业岗位的发展变化进行有机调整,因此必须有充分的市场、行业、企业调研数据来予以支撑。目前各类高职院校虽然也规定要有调研数据,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大部分由专业带头人、教研室主任通过网上收集、汇总资料来完成,并没有真正展开调研,因此3年一次的专业方向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大修订往往显得底气不足,大多数根据领导想法来完成。每年一次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小修订,本应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成效调研数据、企业职业岗位工作内容以及职业能力与技能的新变化来调整所开设的课程和课程教学内容,但由于各类高职院校没有专门的专业人才培养成效调研(虽然不少院校委托麦可思公司进行人才培养调查,并出具相应的“×××学院麦可思报告”,但此调研是针对全校而非针对某一专业,虽会涉及专业但提供的数据非常有限),主持修订的专业带头人(或负责人)或教研室主任因工作繁忙也不会很好地去了解企业职业岗位的变化,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小程度修订往往也流于形式。

三、解决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专业建设问题的对策

做好专业设置与建设工作是各类高职院校有效培养专业人才的主要抓手。虽然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与建设工作还存在上述棘手问题,但随着《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逐步落实,各类高职院校也正想方设法解决这些问题。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必须聚焦重点专业,在削减薄弱专业的同时,归并相近专业,依托与企业或职教集团的合作灵活开设专业方向。根据《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总体要求与目标”的规定,在今后5~10年,我国职业教育将“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因此高职院校应将发展的重点聚焦于自己擅长的专业领域,如商科强的院校应重点发展商科专业;工科强的院校应重点发展工科专业,农科强的院校应重点发展农科专业等。对于院校内因过往规模扩张而开设的其他非重点专业、弱势专业应逐步削减,对人员进行转岗和分流。其实,高职院校的“强”并不在于其规模的大小、专业的多少,而在于其培养人才的成效有多高、专业内有无引领国内乃至国际技术或技能前沿的技术能手与工匠,因此,重点发展强势专业或专业群,能将资源用在“刀刃”上,做出专业优势、突出专业特色。同时,与重点发展专业或专业群相关的专业可以与重点发展专业进行有效归并,并根据此归并专业与企业或职教集团的校企合作情况,将其开设成重点专业的专业方向或专业群内子专业(或专业群核心专业的专业方向),从而在减少专业数量的同时,保证专业面向市场、行业、企业的变化灵活设置。例如,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商科专业较强,其商学院共有市场营销、广告策划与营销、电子商务、移动商务、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工商企业管理、连锁经营管理、物流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报关与国际货运、商务英语等专业,可以归并为五个主干专业,即市场营销、工商企业管理、国际商务、电子商务、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专业,并根据原专业与企业或职教集团的校企合作情况开设多个专业方向,由原工商企业管理、连锁经营管理、物流管理专业归并成的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内设的专业方向可有“餐饮连锁企业管理”“零售连锁企业管理”“药品制造企业管理”“物流仓储企业管理”等方向,这个专业方向可根据合作行业、企业的变化灵活变动。同样,由国际经济与贸易、报关与国际货运、商务英语归并成的国际商务专业可内设“跨境英语客服”“跨境电子商务”“工业产品对外贸易”“消费品对外贸易”等方向;由电子商务、移动商务专业归并成的电子商务专业可内设“××品牌网店经营”“××网商平台经营”“移动微商经营”等方向;由市场营销、广告策划与营销专业归并成的市场营销专业可内设“服装营销”“珠宝营销”“生鲜产品营销”“房地产营销”“汽车营销”等方向;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专业则可内设“网商平台数据分析与应用”“大型品牌网店数据分析与应用”“零售连锁企业数据分析与应用”等方向。在归并的主干专业内设方向时一定要注意与合作的行业企业挂钩,不能为了设方向而设方向,只有与某行业企业合作,才可设与这一行业企业相关的专业方向。当然,在实践中也可以采用专业群的方式,如上述的四大主干专业可设四个专业群。不过,此专业群内的专业不必沿用原专业名称,可以根据合作的行业企业进行一定的变化以突出行业特点,具体名称可参考上述所论及的专业方向。通过这种方式来设置专业,一方面可以减少专业类目,另一方面可以突出重点,并结合产教融合中产业的发展情况来推进专业的灵活调整,这与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也是不矛盾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第九条指出“健全专业设置定期评估机制,强化地方引导本区域职业院校优化专业设置的职责,原则上每5年修订1次职业院校专业目录,学校依据目录灵活自主设置专业,每年调整1次专业……”要求学校依据目录灵活自主地设置专业,因此,高职院校依此进行专业设置与调整的改革符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要求。

2.高职院校应缩减专业数量、突出重点,通过学徒制深化校企合作,并融入1+X技能证书考核内容。院校在缩减专业数量、突出重点建设方向的基础上,必须深化校企合作,推进现代学徒制或企业新型学徒制融入专业建设,并将“1+X”技能证书考核内容内化于专业课程体系中。前文中提到,校企合作按其深浅可分为四个层次,但目前各类高职院校的专业建设进入第三、四层次的还不多。教育部已于2019年6月4日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现代学徒制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厅函〔2019〕12号),要求各类高职院校全面推进现代学徒制工作,因此,高职院校在专业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利用学徒制来推进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修订以及专业方向的调整。只有利用学徒制才能让行业企业有效地介入人才培养,重构专业课程体系,明确专业就业岗位和职业岗位素质、能力与技能要求。如果与专业合作的行业、企业本身就参与“1+X”技能等级证书的考核、颁发、认证等工作,则在参与学徒培养的过程中就能将考证的内容、要求融入专业课程体系中,从而实现相关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的全面改革。如果高职院校与职教集团内的行业企业或与非集团内的行业企业的合作关系能深入到第四个层次,则企业与院校共同投资建设生产性实训基地、学校与企业共同投资建设二级院系或专业,形成混合所有的专业办学模式,从而为学徒制的深入推进提供条件和保障。当然,随着合作进一步深入,校企双方可先采用合伙企业形式中的有限合伙企业制度来确立这种混合所有形式,然后再根据国家对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投资相关规定的修订和完善来选择更合适的混合所有制形式,如将来可以采用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这种混合所有制办学可以将专业建设与调整完全嵌入行业企业发展进程中,紧跟市场经济的发展步伐,从而消除专业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相脱节的问题。

3.高职院校应在现行专业调研基础上完善各类调研信息,建立人才培养成效反馈机制,为专业方向调整、课程体系完善提供数据支撑。各类高职院校除了应继续委托第三方——麦可思公司开展全校性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调研外,还应设计好专业调研问卷,选择所属专业领域有代表性的企业(包括大型、骨干、龙头企业,也应包含行业内的中小企业)真正开展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了解市场发展态势和行业企业发展状况。同时,专业应充分利用所合作的行业、企业、职教集团,选择专业目标岗位的现有员工及其上一层的管理者开展专题座谈,利用座谈会了解专业调整和人才培养方案修订需要的信息与数据。此外,各类高职院校应建立专业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专业每届毕业生毕业前应由专业带头人(或负责人)、教研室主任组织25~30名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确定的职业岗位上实习的毕业生进行访谈,了解专业课程、课程体系及与毕业生的实习工作之间是否存在问题,存在哪些问题。二是从每届毕业生中确定15名学生作为长期考察对象,要求班主任与这些学生建立长期联系,毕业2年后由专业带头人(或负责人)或教研室主任通过班主任与这些学生做一次书面调研或座谈,毕业5年后再做一次,毕业10年时最后做一次,平时则由班主任反馈其每年的发展情况。对专业毕业生的长期追踪调研有利于了解专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专业存在的最主要问题以及如何解决,从而有利于提高专业的社会声誉。最后,各类高职院校在专业方向调整、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过程中,还不能忽略专业在校学生的意见,尤其是大二、大三(尚未参加实习的学生)年级学生对专业及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课程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的看法,以此作为专业调整与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参考。

4.高职院校应在重视企业专业带头人的基础上,注重吸纳与专业、就业相关的社会各界人士组建专业指导委员会,并发挥其应有作用。各类高职院校应重视行业、企业专业带头人的聘任,必要时应吸纳学校当地社区负责人、工业园区负责人及其内的相关企业负责人(非合作企业)、熟悉专业领域的家长以及所在地本科院校内的专家,共同组建专业指导委员会,发挥其在专业建设方面的作用。各类高职院校一般都会为每个专业设置1名校内专业带头人(或负责人),同时,不少院校还会为专业设置1名校外专业带头人。笔者认为,如果该名校外专业带头人是学校的产业教授或业内著名技能高手,同时又是该专业稳定的兼职教师,则该专业可以设其为专业带头人。校内专业带头人可不用再设,平时由教研室主任与其协调开展专业建设即可,这样就能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更好地体现行业、企业的需求。同时,高职院校一定要发挥好企业专业带头人的作用。有些企业专业带头人可能因为不熟悉教学规律,所提意见无法直接体现到课程或课程体系中,对此,可以将其理念、思路合理融入课程,通过调整课程内容或课程体系来加以实现。尤其在专业方向、就业岗位、人才培养规格方面,院校一定要多听企业专业带头人的意见。另外,由于高职院校主要为学校所在地的区域经济和企业服务,这关涉专业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因此,在构建专业指导委员会时应吸纳当地社区负责人、工业园区内负责人及其内的相关企业负责人(非合作企业)、熟悉专业领域的家长以及所在地本科院校内的专家,通过统一召集开会或上门走访的方式,了解其对专业及专业方向、就业岗位、人才培养规格方面的看法,以此作为专业调整和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参考。

四、结论

高职院校在完善和改进专业设置与建设工作的过程中,不仅要正确认识自身专业设置过多、过杂、过细,重点专业特色不鲜明,专业调整前的调研不充分以及产教融合的深度不够等问题,还必须考虑院校的传承优势、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高职院校只有凝聚资源、聚焦重点、做出亮点,利用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与混合所有制办学机制深化校企合作,完善专业调整与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前期调研工作,重视、重构、发挥专业指导委员会在专业建设中的作用,才能更好地将专业办出特色、形成优势。

(作者: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王志伟)

五、他山之石

瑞典职业教育学徒制的改革举措及启示

摘要:为了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满足行业企业需求,瑞典开始了职业教育学徒制改革。通过开设专门学徒计划、国家无偿资助学徒、创立新型学院、调整两级管理结构设立“国校”两级管理机构等改革举措推行职业教育学徒制,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面对我国企业在职员工成为学徒的意愿较低,学徒上升途径和发展框架不够明晰;学校和企业之间存在责任、所有权的不平衡以及潜在的权利与信息不对称,学徒学习质量低;企业参与积极性高等问题,借鉴瑞典经验,我国应从完善现代学徒制体系、改革现代学徒治理结构、组合资助降低企业风险等方面,推动我国现代学徒制的试点工作。

关键词:现代学徒制,职业教育,瑞典

瑞典职业教育与培训是面向年龄在16~20岁的年轻人,高中教育中提供18个国家课程,有6个普通高等教育预备课程和12个职业课程。前者方便学生升入高等教育,后者是为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好准备。学生可以选择校本学习或实际工作培训(学徒教育)的学习模式,这两种学习模式可以互相衔接转换。要获得国家职业课程,学生必须达到指定科目及格分数以上。没有获得资格的学生可以参加入门课程。

一、瑞典职业教育学徒计划改革背景

瑞典职业教育近几十年来经历了多次改革,目的是提高职业教育与培训对年轻人和企业的吸引力。虽然职业教育改革多次,但大多数学生仍选择高中普通教育。1991年,政府尝试在高中阶段实现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之间的平等,将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学制从原来的2年延长至3年,学生毕业后可以视为高等教育毕业。这项改革旨在建立一个同质的高中教育体系,通常同一所学校会同时提供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提供相同阶段的课程,学习场所主要在课堂。因此,这段时间职业教育只是为了帮助学生达成更广泛的学习成果,而不是满足劳动力市场的直接需求。因此,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区别并不明晰。

为了区别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2011年,政府对整个学校教育系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职业技术教育(称为Gy11改革)。这些改革旨在破除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隔阂,提升高中职业教育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此次改革降低了毕业时的学术要求,允许学校颁发不同的文凭,不再允许人读职业教育的学生自动获得普通高等教育文凭。此外,政府为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衔接,增强普职沟通与衔接,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学习者仍然可以选择选修课程以考取大学,获得普通高等教育文凭。

改革还引入了强制性的企业内部培训,旨在提高年轻人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吸引力和企业参与度,这项改革措施通过降低学术(普通教育)部分内容,来增加职业教育和培训计划整体份额的职业“要素”,但企业、学校的参与度仍然不高。根据欧盟职业培训发展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Training)统计的数据显示,自改革以来,瑞典高中职业教育与培训学生的比例持续下降,从2012年的32.2%降至2017—2018学年的27.2%。

面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人读人数逐年减少,瑞典在高中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引入了学徒计划举措。在正式全面实施之前,瑞典在2008—2011年期间进行了学徒试点。面对青年人口不断增加、青年失业率与技术工人短缺逐步攀升以及校企缺乏合作的困难,2011年开始了高中学徒改革,其目的是通过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来解决技能不匹配问题并加强企业与职业教育之间的联系。

二、瑞典职业教育学徒制改革举措

(一)开设专门学徒计划

瑞典12个国家职业课程,旨在帮助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好准备,并可通过两种不同的学习模式进行:校本学习计划或者是学徒计划。不论学生选择何种,其录取程序、文凭要求和学习目标都相同,都能获得相同的职业文凭,并且共享大部分相同课程;都要求学生在企业进行实践锻炼,但在具体时间比例上是不同的。在以学校为基础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计划中,大多数学习是在学校进行的,在企业至少花费15周(约占总职业教育与培训计划持续时间的14%)。在学徒计划中,从学生开始学徒培训的那一刻起,至少50%的总时间应该在企业,一半学习时间是从学生开始学徒训练的那一刻开始计算的。例如,如果学生决定在第三年参加学徒计划,在校本职业教育与培训学习方式进行前两年的学习后,学生将只花费剩下学习期限的50%在企业进行学习。

为了减少辍学率和提高完成率,2014年瑞典引入了带薪学徒就业计划(The paid apprenticeship employment scheme)。企业可以使用“付费学徒雇佣合同”雇用学徒,政策制定者希望通过此举提升企业的参与度,因为企业参与培训后,有可能留住学徒来降低招聘成本,以收回更高的培训投资。2014年到2017年,根据带薪学徒就业计划,3年内共有73名学生被录用。

(二)国家无偿资助学徒

在瑞典,承担学徒培训的学校可获得国家补贴,学校向国家申请补贴后会重新将部分补贴拨付给企业。企业通过学校招生挑选学徒后直接接收学徒,每个学徒每学期都能获得助奖学金,企业有合格的培训师,也能获得国家补贴。国家公共补贴致力于发展学徒计划,促进企业参与和为企业监督员提供培训。承担由国家教育机构或学校批准,提供网络培训课程的企业,每学期可获得最高为每名学徒5000瑞典克朗的国家补助金。还有一项国家补助金,其目的是鼓励企业接受学徒,每个学期最多为每名学生补贴16250瑞典克朗,供企业使用。为了获得补贴,学校必须能够证明已签订学习合同,并且接受补贴的学校还得向企业支付补偿金。学校每学徒一学期最多可获得2500瑞典克朗的国家助学金,用于支付学校培训学徒的费用。自2014年以来,学徒可获得每月1000瑞典克朗的国家津贴以支付交通费用和餐费。

(三)创立新型学院

为了促进学生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瑞典创立了新型学院。这种新型学院是行业、职业院校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结构化区域合作后的产物,基于行业的平台,由利益相关团体在地区和地方层面自愿筹备组建,成员有职业院校、企业、行业组织和工会的代表,有时还有大学、瑞典公共就业服务和瑞典地方当局及地区协会的代表。

学院的培养目标是“为学生未来的工作生活以及未来能力供应的劳动力市场做好准备”。学院提供超出国家法规范围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计划,他们的课程要求至少2800学分,学习成果主要由劳动力市场参与者规定,以紧跟当地劳动力市场需求。在学院学习的学徒与在校本职业教育与培训计划或常规学徒学习的学生相同,具有相同的文凭和资格。不过学院的毕业生其毕业证书上会多一个行业印章,因此它对于劳动力市场有不同的价值。

2014年瑞典创立了两所学院——技术学院、健康与社会关怀学院,他们由国家指导小组管理,由企业代表担任主席,健康与社会关怀学院建立了产教融合平台,参与企业将接受学徒和校本职业教育的学生开展基于工作过程的学习。到2018年底,全国已有25个技术学院、近150个本地认证教育机构和超过3000个参与企业。

(四)调整两级管理结构

1.国家层面。目前有12个国家课程委员会(National Program Councils),对应12个国家职业课程,由来自工业、特定职业领域内企业和雇员组织的代表,以及一些国家或地区当局的6~10名代表组成。国家课程委员会是作为国家教育机构(National Agency for Education)与劳动力市场利益相关者之间就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质量、内容和组织进行对话,国家课程委员会不是决策机构,它们对国家教育机构提供咨询服务。国家课程委员会工作的总体目标是使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更好地响应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并改善职业教育与培训计划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供需匹配关系。

在地方,提供职业教育与培训计划的每所高中,无论提供何种职业计划,都可以组建一个或几个地方课程委员会,以支持教育提供者、企业及其代表组织和工会就学校提供的每个具体计划开展更密切的合作。虽然法律没有规定他们的任务,但地方课程委员会可以在几个层面上协助学校,如为学生安排两个基于企业的学习安排;组织和评估文凭项目;解决学生在企业的问题,诸如企业环境、安全、工作时间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期望等。地方课程委员会应参与保证遵守国家核心课程(The National Core Curriculum),并对企业提出更严格的要求,以确保企业监督员(In-company supervisors)得到适当的培训。

2.学校层面。学校负责高中学徒学习的大部分实施任务,他们负责该计划的管理和协调以及学校和企业的学习,包括认定以往学分和规范学习成果,组织、计划和跟进学徒进度,以及为企业分配学徒。学校通常是校长全面负责,学校和企业必须签署学习合同,其中规定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和责任,以及内容和范围。学校还负责最终评估,这有助于确保满足法律和质量相关的要求。

学校通常有两个专职岗位人员负责管理和运行学徒计划方面事宜,并且相互配合与支持:教师和学徒协调员(Apprenticeship Coordinator)。教师负责职业培训,并通过学生、职业教育与培训教师和企业主管之间的三方会议,经常与企业联系。学校可以灵活地分配职业教育与培训教师工作内容:在某些学校,职业教育与培训教师只会担任某一种培养模式的教学工作,即专门校本职业教育与培训或学徒培训,而在其他学校,他们会兼职为校本职业教育或学徒培训教学。

学徒协调员通常负责总体合作任务,如初步确定企业,维护现有和潜在企业的数据库,参加地方课程委员会,以及解决学徒可能出现的行政或人际问题。在西约塔兰地区,企业学徒协调员的职责是协助教师与企业合作,他们是与企业保持良好合作的核心。

国家管理机构与学校管理机构在协调学习场所之间互相合作,即协同制订学习合同和个人学习计划。学习合同是由国家教育机构授权并由利益相关者签署的法律文件,其中规定了各自的角色和职责,并指明了基于企业的学习总体内容和范围。个别学习计划为每个学徒提供学习内容和目标,主要由学校整合,企业和学徒还可提出修改意见;如果学徒参加的是带薪学徒就业计划,学徒还将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

三、对我国现代学徒制改革的启示

瑞典学徒制改革试点过程中,通过开设专门学徒计划,资助企业提供学徒岗位并帮助学徒完成学业;创立新型学院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改革两级管理结构,推动学徒治理体系,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为此,我们可考虑结合我国国情,借鉴瑞典学徒制的改革经验,以推动我国现代学徒制的试点工作。

(一)完善现代学徒制体系

为了更好地推动学徒制,瑞典行业企业、职业院校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创立了新型学院,学生的学习内容与劳动力市场密切相关,且全程由企业参与设计开发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在学历方面具有等同性、通用性和行业认可性。

目前,我国现代学徒制试点大都基于职业学校、面向在校中高职学生。虽然在2018年已经启动了企业主导的现代学徒制以及行业协会主导的现代学徒制,面向在职员工进行教育培训,但是由于激励机制及配套措施不完善,企业在职员工成为学徒的意愿较低。另外,我国现代学徒制是作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方向行动,是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教育教学改革的一种措施和手段,在制度设计上并没有考虑现代学徒的上升途径以及“等值”设定,学徒上升途径和发展框架不够明晰,导致农民工、退伍军人和下岗职工无法选择现代学徒制的学习方式。在李克强总理发出职业教育扩招100万的任务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背景下,我国现代学徒制体系显然不够完善。因此,需要将2014年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作为一段时期内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指引,建立与普通高教体系“并肩而立”的现代学徒制体系,以此推动现代学徒制的含金量与身份认同,将现代学徒制与普通高等教育体系相沟通,实现“等值而同类”。

(二)改革现代学徒治理结构

在推动学徒制试点中,瑞典改革了国家和院校两级层面的管理结构,设立专门的国家课程委员会,负责专业改善学徒制的培养。职业院校里也设有专门的学徒协调员岗位,负责与企业的联络与合作等事宜。从国家专门课程委员会到校级专门学徒协调员的设立,能有效保障学徒制工作的推进。

我国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在国家层面由教育部牵头实施,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负责,强调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参与的高职院校都设立了“现代学徒制领导小组”,一般是由校长担任组长,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试点工作的组织、协调等工作,试点专业所在二级学院的院长任办公室主任。从总体上看,国家缺乏相应的总体设计方案,现代学徒制的业务指导、组织开展、培训交流、检查验收都是由2017年成立的全国现代学徒制工作专家指导委员会来负责。在院校层面,虽有成立领导小组,但是没有明确制定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办公室干事等工作职责,这些管理人员一般都是身兼数职,无暇专注于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且无专职教师联络企业,负责协调校企协同教学。学校和企业之间存在责任、所有权的不平衡以及潜在的权利与信息不对称,严重降低了学徒学习质量。

为此,我国可借鉴瑞典的做法,在现代学徒制领域,完善全国现代学徒制工作专家指导委员会的功能与作用,发挥其在推动现代学徒制理论研究方面的作用,进而分地区、分类型地给予指导,使试点单位保有一定压力、实实在在地开展工作。在试点职业院校和企业中,设立学徒协调员岗位,专职负责联系校企双方合作事宜。另外,充分给予企业在招聘选拔学徒和最终评估的权利,因为目前学徒被职业院校派遣到企业,但没给企业参加挑选学徒的机会,企业只能被动接受职业学校所选择的学徒。逐步推进设计学徒专门课程,以区别于校本职业教育与培训计划,在特定行业对学徒的需求更高,还可以制订特别学徒计划,引导行业企业参与其中,共同开发课程与教材,以使学徒计划和相关学习内容适应行业或职业、组织生产过程的变化。

(三)组合资助降低企业风险

企业参与学徒制的主要非经济利益之一是期望通过投资培训来培养本企业的未来劳动力,以降低企业招聘成本。瑞典在推进学徒制试点过程中,设计了专门学徒计划——带薪学徒就业计划,用以降低招收学徒企业的培训成本;此外,瑞典政府还无偿资助学徒,防止学徒因学费较高而中途辍学,同时提供学徒岗位的企业也可获得相应补助。

目前,我国部分企业认为投资学徒培训不能收回预期成本并获得应有效益。部分职业院校在申报支出时联合多家企业申报国家现代学徒制试点,但当国家批准后,即将实施时,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多家企业不能兑现承诺而退出试点,进而影响招生计划人数和试点专业安排。另外,由于合作企业遴选的企业导师都是能工巧匠和业务骨干,他们大多承担着繁重的生产任务,按照要求参与现代学徒制方案制订、课程开发等心有余而力不足。虽然开展了教学能力培训,但教学技能仍然不足,影响了教学质量。加之企业内部员工往往流动性较大,企业师傅团队难以稳定,也对学徒在进行识岗、轮岗、跟岗和顶岗实习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借鉴产教融合型企业的认定办法,在推进现代学徒制方面,在采取传统的减税、补助的基础上,完善以税收与金融信贷为先导的组合式激励政策外,还可以采取“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方式,调动企业参与的积极性。此外,需要修订企业师傅和学校导师激励机制,开展企业师傅和学校导师现代学徒制培训师认定。制定科学合理的师傅选拔与培养制度,通过多种形式将技术骨干等人纳入企业师傅资源库,避免因人才流动而致使企业师傅的缺乏。

(作者: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柯政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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